本文基于依附論視角，對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問題的實質及其流向進行了觀察，并結合財政社會學相關論點，就外圍國家的應對策略進行了初步探討。
依附論：BEPS研究視角的新選擇
20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迎來了登高及遠的學術春天。自此，無論是“私有化浪潮”，還是“休克療法”，更或是“華盛頓共識”超級影響力下的全球化進程，都由新自由主義的骨骼撐起。然而，新自由主義的經典現代化路徑并沒有實現南北差距的彌合，資本自由流動及跨國公司壟斷地位的固化放大了資本逐利天性的危害，在未解決國際經濟秩序失衡的同時，還侵蝕了主權國家的稅基，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國際稅收秩序的失衡。與新自由主義現代化理論相對，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起，由拉美至全球，依附論研究者對外圍與中心的關系、不等價交換以及外圍國家的發展路徑進行了長期深入的探索。盡管依附論研究者在外圍國家發展路徑選擇方面有著“脫鉤”“依附發展”等不同結論，但其共同地從外圍國家立場出發分析世界經濟秩序所得出的結論，無疑是我們反思新自由主義失敗、重構國際稅收秩序時必須重視的視角。
從外圍到中心，利潤轉移流向的再觀察
在中心—外圍國際經濟體系中，壟斷及不平等交換是核心特征。資本的國際化流動和勞動的非國際化流動造成剩余價值分配的國際化，并且通過獨立不等價交換，使大量剩余價值以利潤轉移的形式從外圍流向中心。中心國政府在“經濟人”理性驅動下，只會千方百計地維護外圍———中心結構，而不可能主動地去糾正流向的剩余價值轉移。BEPS行動報告在全球價值鏈理論框架下提出了“產品或服務的價值一般大部分來自上游活動（即產品設計、研發或核心部件生產等）或下游活動的末端（即營銷或品牌）發生作用的階段”的價值創造論。全球價值鏈理論由商品鏈理論形變而成，而商品鏈正是沃勒斯坦用以論證不等價交換下剩余價值由外圍向中心轉移和外圍—中心結構如何固化的理論基石。如此，中心國家維護其在全球價值鏈中上游地位的戰略意圖顯而易見。綜上，現有國際經濟秩序中，剩余價值不僅通過非獨立不等價交換將轉移至避稅地導致一般國家稅基遭受侵蝕，還會通過獨立不等價交換由外圍國家流向中心國家導致外圍國家稅基受到侵蝕。
政府貢獻補償，BEPS問題的核心議題
OECD在BEPS行動計劃中提出：“利潤應在經濟活動發生地和價值創造地征稅”。對于這一原則的解讀，需要以經濟活動和價值創造中市場主體和政府兩者共同參與的角色、互補一體的關系為解讀基礎，方能抓住BEPS問題的核心。社會財富的循環往復之中，市場主體和政府共同參與價值創造，具有“共容利益”。政府以國防、外交、基礎設施、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等公共服務供給形式參與價值創造做出的貢獻構成政府征稅的權力基礎。以剩余價值轉移為實質的利潤轉移，使得剩余價值歸屬與勞動創造人為割裂，從而導致國際稅收關系中價值創造與稅收利益分配的錯位，使得參與價值創造的政府無法行使或僅能部分行使稅權。當政府貢獻不能得到有效補償時，其作為經濟活動重要主體的運行效率必然無法保障，經濟體的穩定增長就難以達成。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發達國家的政府貢獻補償問題突顯，錯位的負面效應更加引人注目，BEPS行動計劃應運而生。
獨立不等價交換，獨立交易原則的失靈
BEPS報告和行動計劃將剩余價值轉移的流向限定在非獨立不等價交換形式下的一般國家流向避稅地，并力圖繼續通過獨立交易原則解決這一問題。然而，只有要素自由流動、市場充分競爭的前提下，交換才可能是獨立且等價的，獨立交易原則才能將非獨立不等價交換調整為獨立等價交換，從而具備正義基礎。現實之中，勞動力因為地理、政治、語言、宗教等諸多原因無法自由地跨國流動，資本跨境積聚推動壟斷叢生，跨國公司極度擴張導致關聯交易頻繁。在這種狀況下，獨立交易原則的應用，不僅需要面對跨國公司極度擴張后關聯交易大量存在所導致的“獨立”交易難尋的尷尬境地，更為主要的是，即使在要素流動受限、壟斷遍地叢生的現實中尋得“獨立”交易，在外圍—中心框架下的全球價值鏈分工中，這些可比交易往往都同處“外圍”國家，在剩余價值以獨立不等價形式由外圍向中心的流向下，這些交易顯然缺乏正義基礎。
存異求同，依附論視角下BEPS問題的應對策略
首先，各經濟體經濟發展階段和地位的差異和中心國家固化上游地位的意圖這些客觀現實，提醒我們一定要站在存異的立場去思考應對策略。稅收作為政府收入形式之一，不僅要受經濟發展階段的影響，更要受產權結構與政府收入結構因果關系的影響。因此，重構國際稅收利益分配秩序絕不能盲目地基于“稅收國家”假設，要充分注意各經濟體稅、費、債、利、租的結構性差異，以財稅協同為秩序重構的基本前提。其次，盡管對于政府在價值創造中的作用一直存在著“有限政府”等政府貢獻“量”的爭論，但對于政府貢獻“質”的作用是從未質疑的。由此，就政府貢獻的地位求同，回歸其作為征稅權力基礎的邏輯起點，將其作為秩序重構中的新變量，有著良好的理論基礎。基于此，將政府貢獻與勞動創造價值合并分析，來實現價值創造地、勞動發生地、征稅地的“三位一體”。最后，要回到稅收強制等價的基本特征上來，超越獨立等價交換的現實悖論，跳出只有留住利潤才能留住稅收的邏輯怪圈，將政府貢獻作為最大公約數重構國際稅收秩序,實現政府貢獻的有效補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