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輪稅制改革的基本路線是，直接稅要從30%的比例向上走，而間接稅的比重要從70%的比例向下調，自然人納稅要增加，而法人承擔的稅收要減少。
●這一輪稅收制度改革的看點、難點和重點都在直接稅上，而不是在營改增，不是在間接稅上。目前列入稅制改革規劃中的兩項直接稅，一個是個人所得稅，另一個是房地產稅，其目標指向都是加稅，不是減稅。
●在穩定稅負的前提下，直接稅增上去，間接稅減下來，從而達到稅收制度的優化，使稅收負擔分配結構更加公正、更加公平。稅改要解決的是稅制結構內部此增彼減的調整問題。
●以前我們設定的稅收制度都是在圍繞稅收收入及時、足額、可持續的入庫這個大前提下進行的。這一次稅制改革的理念和戰略與以往差異很大，目標就是要建立現代稅收制度，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打基礎。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在不久前由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主辦、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協辦的長安講壇上發表了題為“本輪稅制改革的主題”的主題演講。高培勇表示，我國目前70%的稅收是來源于消費稅、營業稅等間接稅，因此這一輪稅制改革的基本路線是上調個人所得稅等直接稅，以及下調間接稅的比重，從而達到稅收制度的優化，使稅收負擔分配結構更加公正、更加公平。
現行中國稅制結構存在弊端需要調整
高培勇說，現行中國稅制結構具備了三個基本特征。
第一個基本特征是70%的稅收來源于間接稅。
到目前為止，中國有正式意義上的18個稅種，每個稅種每年都給政府取得一定的收入。在這些稅種中，國內增值稅是間接稅，消費稅是間接稅，營業稅是間接稅，全部算下來，間接稅已經接近了稅收總量的70%左右了，政府每取得100塊錢稅收，其中有70塊錢是通過間接稅收上來的。
高培勇表示，間接稅是要通過價格渠道轉嫁出去的稅。任何商品的價格中有三個構成要素：一是成本，二是利潤，三是稅收。中國不同于其他國家的地方，是價格當中間接稅的含量大。歐洲國家間接稅比重大體上是45%，直接稅比重大體上是55%，基本是各占一半。美國間接稅的比重只有20%-30%，各州情況還有所不一樣，直接稅比重能到70%，甚至到80%.因為我們的稅收總額當中間接稅比重高，70%的稅收要融入到價格中去，所以中國的稅收就具有了“價格通道稅”這樣一個突出的特征。15萬億的政府收入，要有70%融入到價格當中，因此，稅收對價格形成機制的影響很大。
“當我們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讓市場成為推動供給側結構性調整主導力量的時候，這個市場指的就是價格。如果價格能夠推動資源配置優化調整，它一定能夠精確地反映市場供求狀況，也能反映資源配置的狀況。”高培勇說，但是如果在價格當中稅收的含量過大，那么它所反映的信息就不一定完全是資源配置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融入了政府所確定的稅制結構的影響。
第二個特征，企業稅負占到了全部稅收的90%.也就是說，中國政府每收到100塊錢的稅收，其中有90塊錢是從企業腰包里獲取的，而不是取自于自然人的腰包。企業稅負重有特殊的稅制結構方面的原因，但是在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中，所謂的供給側主要指的就是企業，要讓企業減負該從何處入手，不言而喻。
第三個特征，從納稅人角度來講，如果把90%的企業稅收扣掉，再把其中的個體工商戶的一部分扣掉，剩下的就是自然人所繳納的稅收，大體上是6%.也就是說，在現實生活中，只有6%的稅收是自然人作為納稅人交給稅務局的，這里也包括代扣帶繳的那部分個人所得稅收入。這意味著在現實生活當中，中國政府和中國居民之間的稅收聯系渠道其實是非常狹窄的。
高培勇表示，政府希望通過稅收手段調節居民的收入水平，但是政府目前只能通過個人所得稅直接觸及居民的收入。盡管中國經歷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歷程，有些居民已經擁有了相當規模的財產，但迄今為止中國居民身上并沒有背負財產稅這樣一種負擔，這就使得政府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捉襟見肘。就初次分配而言，我們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差距并不是很大，甚至我們的基尼系數在有些年間還低于西方發達國家。但是經過稅收和財政的二次分配之后，我們的基尼系數就遠遠高于西方國家。這說明我們的稅收，在調節居民收入分配方面力度是不夠的，甚至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高培勇認為，綜上三個特征，中國的稅收制度需要進入到一個大規模的調整階段。
本次稅制改革的基本路線
據高培勇介紹，瞄準國家治理現代化這樣一個大方向，這一輪稅制改革一共所涉及的稅種有六個，包括增值稅、消費稅、環境保護稅、資源稅、個人所得稅和房地產稅。六個稅種當中個人所得稅和房產稅屬于直接稅，消費稅和增值稅等屬于間接稅。要改革的直接稅兩大稅種是對現行稅收征管機制的重大挑戰，所以作為配套改革又增加了一個稅收征管法，整個稅制改革的版圖就被描述為“六稅一法”的改革。
高培勇表示，本輪稅制改革的基本路線是，直接稅要從30%的比例向上走，而間接稅的比重要從70%的比例向下調，自然人納稅要增加，而法人承擔的稅收要減少。從2013年11月份到現在將近三年時間，已經有一些稅制改革先行行動了起來，今年從5月1日開始進行的全面營改增改革，引起社會各界高度關注，也是迄今為止最搶眼的一個稅改項目。此外還有小的稅種調整，但所涉及的稅收收入規模都不大。全面的營改增要使減稅額增加到5000億元，2016年還要對現行的增值稅稅率做進一步的減定調整，因為營改增把增值稅率由兩檔調整為四檔，但這對增值稅而言是一個頗為復雜的稅率結構。
“間接稅減少之后所騰挪出來的稅收收入的空間就需要增加直接稅來填補。”高培勇說，其實這一輪稅收制度改革的看點、難點和重點都在直接稅身上，而不是在營改增，不是在間接稅身上。目前所列入的稅制改革規劃中的兩項直接稅，一個是個人所得稅，另外一個是房地產稅，其目標指向都是加稅，不是減稅。
關于個人所得稅改革，高培勇表示，過去個人所得稅分成了不同類別的11個稅種，包括工薪所得、勞務所得、稿酬所得、財產租賃所得等，每一類所得都有相應的一套稅制，這樣的結構被稱為分類所得稅制。而由于稅制改革的重要核心是公平，因此個人所得稅應該改革為綜合所得稅制，現在每個人的收入來源呈現出多元化的結構，如果僅僅用其中一個來源判定他的收入水平和納稅能力顯然是不全面不充分的。要判斷一個人的收入有多高，和其他人相比差距有多大，最好的辦法是把他所有的收入加總求和來計算。
關于房地產稅，高培勇表示，對今天的中國而言，除了重慶和上海兩個地區，其余所有地方的自然人或居民個人房地產稅負是零。不管今后的房地產稅采用怎樣的一種稅制安排，是按人口扣除還是按貨幣扣除，只要房地產稅一開征，房地產稅的稅負就是一種增加效應。
稅制改革要解決的問題和現實意義
“在現實生活中，大家往往對稅改寄予很多希望，很多人希望通過稅改來降低自己的稅負水平。但是，雖然不是絕對不涉及稅負水平的調整問題，稅收制度的改革，真正能解決的只是稅收負擔分配調整的問題。”高培勇說。
高培勇表示，稅制結構實際上就是稅收負擔的分配結構。如果在此期間，同時發生了政府支出規模減少的情況，那就另當別論。如果政府支出規模不變，稅改解決不了稅負的問題。即便減了一點稅收，背后是增加赤字來支撐減稅，而赤字等同于全國人民共同負擔的債務，最終還是要償還的。
高培勇表示，本輪稅收制度改革，不同于以往歷史上任何一次稅收制度改革，三年前，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確定的總目標是推進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在這樣一個大的框架之內推進稅制改革，顯然是為了匹配國家治理變革的一種稅收制度改革。
“傳統的稅收制度有三性：強制性、無償性、相對固定性。稅收收入對于保證財政收入具有特殊意義，也就是說以前我們設定的稅收制度都是在圍繞稅收收入及時、足額、可持續的入庫這個大前提下進行的。這一次稅收制度改革，提出要建立現代稅收制度，而現代稅收制度，更多地反映了人類社會對稅收制度本身應當具有的公平正義的要求。所以這次我們舉起的一面重要旗幟就是公開、公平和公正。”高培勇說。
高培勇表示，一個現代意義的國家，人們所關注的就是政府的預算，構成政府預算的基礎實際上就是稅收收入。只有追求國家治理現代化，我們才可能把現代稅收作為目標納入到稅收制度改革的視野當中來。因此，這一次稅制改革的理念和戰略與以往差異很大，目標就是要建立現代稅收制度，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打基礎、建框架，從而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
關于本輪稅制改革的現實意義，高培勇介紹到：
其一，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條件下，我們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現在看起來已經非稅收莫屬。當前大家所談到的有關稅收政策，都是和稅收改革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如果說稅收對宏觀調控的作用是在政策層面，倒不如說它是依托于稅收改革而進行的稅收政策層面的調節。其二，到2015年，中國的財政收入總和已經超過15萬億元人民幣，所以今天中國已經進入了人均稅負超過1萬元人民幣的年代。這人均1萬元的稅收在不同地區會產生不同的影響。所以，中國的稅收制度變革對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都有著重大的切身利益關聯。
高培勇認為，這一輪稅收制度改革的基本推進路線是非常明晰的。它如同一個天平，這個天平總的前提是穩定稅負。穩定稅負就意味著，在稅收制度改革的同時，并沒有打算對政府的支出規模做調整。它是在政府支出規模沒有調整或者不打算做調整的前提下進行的稅收制度改革。
“在穩定稅負的前提下，逐步增加直接稅比重，它所解決的是稅收內部結構的調整。直接稅增上去，間接稅減下來，從而達到稅收制度的優化，使稅收負擔分配結構更加公正、更加公平。它要解決的是稅制結構內部此增彼減的調整問題。”高培勇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