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副秘書長
建議下屆人大加強對稅收立法
“從稅收法定的原則以及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經驗來看，我們認為，稅收立法由授權逐步轉為由人大立法的時機已經成熟了。”李連寧建議，下一屆人大及其常委會切實加強對稅收領域的立法。
他還建議，今后新出臺的稅種，一律通過人大立法。對過去已經授權國務院制定的稅收條例，需要修改完善的，不要在條例層面再去修改了，而是提請全國人大制定法律。
“需要在一定地區先行先試的稅收制度，也應該由人大做出決定，像全國人大常委會曾授權國務院，在廣東調整部分法律規定的審批，這就是很好的例子。”李連寧說，要確保稅收這樣一個關乎公民法人切身利益的事情，有完整的法律保障。
談及熱議的遺產稅時，李連寧認為，“開征與否，怎么開征，何時開征，利弊如何，經濟效益成本分析怎么樣，都要經過科學論證。”
對 話
全國人大代表趙冬苓：
不是反對收稅，是想強調程序正義
今年兩會上，一則關于“全國人大收回稅收立法授權”的建議引發了輿論的廣泛討論，有媒體評價，這個建議是今年兩會上“最有含金量的建議之一”。提出這個建議的代表，名叫趙冬苓，是一名新代表。在她的微博上，認證信息是“專業編劇，作品包括《沂蒙》、《南下》、《孔繁森》等”。
昨晚，她發微博說：“我相信只是巧合。”她還表示：“我只是不知深淺，在一個正確的時間，懵懵懂懂說對了一句話。”
18種稅只有3種經過立法
新京報：你不是稅收方面的專家，為什么會想到提這個提案？
趙冬苓：我是一個一直對社會問題很感興趣的作家，過去對稅收問題的確一竅不通。
我在微博上和很多律師常年保持聯系，我問他們一些有關稅收的問題，我們國家的稅收到底是個什么狀況？我們找資料，才知道我們的18種稅只有3種稅經過立法，其他的都是暫行條例，一暫行就幾十年，這種情況不大正常。
新京報：你都得到了哪些專家的幫助？
趙冬苓：最先幫我的是一個廣東的專家，是通過微博上互相關注的一些律師找到的，起草的時候，我們反復了討論幾次。
然后他又幫我找到北京大學的劉劍文教授（北大法學院教授，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他幫我修改了議案。
聯署30個人一開始沒把握
新京報：有些新代表說，第一次來先聽聽大家討論什么，第二次再提建議，你怎么看這種現象？
趙冬苓：其實我也有這種心態，來以前我也不知道人大具體是怎么運行的。
但是我有一個很堅定的想法，我既然當了，就要認真地當，認真地審查各項議程，需要贊成的就贊成，需要反對的就反對。
新京報：從最初一個提議，到激起比較大的社會反響，是怎樣的一個過程？
趙冬苓：其實我是一個很安靜的人，過去很少出現在媒體的視野里面。在小組里面發完言之后，也沒引起討論，只是記者們反映比較強烈。
沒想到報道一下子傳開了，而且反響幾乎都是一邊倒的，覺得這是應該做的一件事情。
一開始我對能不能聯署到30個人是很沒有把握的，但其實去找代表簽的時候，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我們小組很多代表都是做企業的，他們都覺得這個問題應該解決，所以在小組里大概就簽了十幾個。
有了這十幾個以后，我就非常有信心了。現在甚至還有跨團的代表來聯署，例如有湖南的代表，上海的代表。
新京報：你是怎么找到這些代表的？
趙冬苓：也是通過媒體。比如東方衛視采訪了我，后來告訴我上海團有一個叫樊蕓的代表特別想簽。我跟她是在人民大會堂見面，她在那兒簽的。
不是反對收稅，是強調程序正義
新京報：現在一些反對的聲音，你注意到了嗎？
趙冬苓：比較少。有些反對的聲音是一些誤解。
新京報：有專家認為，稅收立法收回人大之后可能會影響行政效率，你怎么看？
趙冬苓：我不認為政府依法行政會帶來負面影響。既然是依法治國，那么權力總是要有約束，受法律的約束。比方說現在有15種稅現在是暫行條例，那你把它立法，變成法律就好了。我不是反對收稅，我就是強調程序正義。
聲 音
來開會前，我特意找了很多民營企業從業者，了解他們的訴求。大家都覺得，現在做企業很不容易，特別是中小型企業，生存環境太艱難。所以，大家希望國家能“放水養魚”，休養生息，比如減免一部分稅收。而且，由負責花錢的機構決定收多少稅，這不合理。征稅權力應該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也就是人大行使，所以希望人大能收回稅收立法授權。——全國人大代表、開山集團董事長曹克堅
●對過去已經授權國務院制定的稅收條例，需要修改完善的，不要在條例層面再去修改了，而是提請全國人大制定法律。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連寧
●我有一個很堅定的想法，我既然當了（人大代表），就要認真地當，認真地審查各項議程，需要贊成的就贊成，需要反對的就反對。
——全國人大代表趙冬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