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直接稅并不會把“富”趕走，稅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關鍵的因素是建立完善的財稅制度，并在信息公開透明化上有值得公眾認可的進步。
在現代文明的語境里，現代社會的任何經濟體、官方主體都認可稅收必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過，這并不等于可以相對順利地把這個理念和實際對接。
稅收有“抽肥補瘦”效應，但實際生活中，大家會意識到，在開放條件下、統一市場里，納稅人有“用腳投票”的空間，這一空間的收攏或打開，都伴隨著“抽肥補瘦”如何留住富人這一問題。
我不認為現在討論的直接稅——比如說房地產稅、遺產增值稅——會把“富”趕走。
發達經濟體有很嚴格的遺產稅。美國在2011年爭議了一年以后，將遺產稅提高到他們認為合理的狀態。如果富人想去美國、英國、歐洲，那就面臨著比中國更高的稅賦。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關鍵的因素是稅收法定原則，它是工薪體系、合法稅收運轉的關鍵因素。
不過，就當下而言，我國人大立法的客觀需要和實際能力并不匹配。眾所周知，《預算法》的修訂跨越了兩屆政府，雖然最終取得了時代的成就，但也難免留下了一些遺憾。
所以，我們應該對稅收立法寄予更大的期望。
如何讓人大代表所代表的公眾聲音經過理性的過濾后，充分地進入立法過程，在具體實踐中將十分具有挑戰性。雖然現在國家在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框架下，已經將全面依法治國作為治理綱領，有了清晰的法制邏輯。
這些年來，大眾納稅人在政府用稅、征稅的公開透明化意識上有著顯著的提升。他們要求了解政府的錢從哪里來、用到哪里去。但是，實際情況中，信息披露的滯后，已經跟不上納稅人的要求。
可以知道的是，如果政府在財稅制度的建立過程中，沒有在信息公開透明化上有值得公眾認可的進步，那么，公眾誠信納稅這一文化氛圍的培育就無從談起。公眾納稅和政府公開，在財稅制度的建立中是相輔相成、共同推進的。
但是，走向現代國家、現代社會、現代文明，我們顯然不能用少數服從多數的簡單規則來解決公共資源配置的問題。比如在稅收上，就不可能簡單地按照少數服從多數來處理事情——以當下的情況而言，多數人都會認為許多稅費應該取消。
只有我們將走向偉大民族復興的政治文明、公民素質、社會和諧、公權體系等要素綜合在一起，通過理性的立法過程，形成最大公約數，把各種利益集團的訴求盡可能地、最大包容限度地以規則的形式進行確認，才能夠更好的推進財稅體制建設，才能夠留住被“抽肥”的富人，才能夠在保護整個社會共同利益的前提下，保護富人的長遠利益，才能夠讓富人在更多地給國庫做貢獻的同時，減少他們的擔憂。
只有當納稅人履行納稅義務的同時，能夠監督政府、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享受穩定的生活，才能夠真正地做到稅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要沖破利益藩籬，只有在這一基礎上，清晰稅收的邏輯，才能夠打贏全面改革的攻堅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