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尋求重構國際稅收秩序的最大公約數 |
| 發布時間：2016/9/26 來源： 閱讀次數：1599 |
| |
| 現有國際經濟秩序中，剩余價值由一般國家流向避稅地和低稅地區與由外圍國家流向中心國家是并行的，筆者認為，將主要精力集中于打擊避稅地，尚不能完全調整不均等的國際稅收利益分配格局，也不能在根本上助力全球經濟走向均衡發展的道路。需要立足新角度，選取新變量，尊重存異的客觀現實，瞄準求同的主觀目標，尋找最大公約數，重構國際稅收利益分配秩序。
做實稅收利益分配的正義基礎，實現價值創造地、勞動發生地、征稅地的“三位一體”，具有可行基礎。
中國擔任二十國集團（G20）主席國后，于今年7月首次在G20平臺上提出構建全球稅收新秩序的理念，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強調，要以解決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問題為開端，在充分考慮各國國情和發展階段差異的基礎上，尋求最大公約數，推動進一步完善國際稅收制度體系，中國方案贏得廣泛共識。
事實上，受國際金融危機持續深化的影響，許多國家財政收入壓力巨大，海外稅收征管與國際稅收收入利益分配問題也日趨突出，全世界因此都有了構建國際稅收新秩序的動力。為此，有必要從理論與實踐結合的角度加以深入剖析，以深刻理解世界經濟的歷史變局與中國政府的戰略決策。
發現失衡點：BEPS視野中的世界經濟困局,
20世紀中后期起，新自由主義主導世界經貿往來，資本跨境頻動全球逐利，跨國公司快速擴張，全球化進程高歌猛進。然而，新自由主義的經典現代化路徑并沒有實現南北差距的彌合，資本自由流動及跨國公司壟斷地位的固化放大了資本逐利天性的危害，在未解決國際經濟秩序失衡的同時，
造成了國際稅收秩序的失衡。跨國公司通過非獨立不等價交換將剩余價值歸屬與勞動創造人為割裂，將利潤形成與實質經營活動人為割裂，導致了國際稅收關系中
價值創造與稅收利益分配的錯位。
這一錯位，在一般國家與避稅地及低稅地區稅收利益的分配中顯得極為明顯。避稅地的政府貢獻并沒有或極其有限地對價值創造形成支撐，卻仍然保留了超額稅收利益分配的資格，跨國公司將大量的價值創造形成的利潤轉移至此，導致了為價值創造作出重大貢獻的勞動發生地政府無法行使或僅能部分行使稅權，政府收支難以匹配。當政府貢獻無法得到有效補償時，政府作為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提供者的重要主體職能與運行效率必然無法保障，經濟體的穩定增長就會難以達成。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隨即爆發、美國政府赤字大幅上升，發達國家的政府貢獻補償問題突顯，政府履行價值創造角色財力不足，市場主體與政府協同互補關系失衡，經濟發展陷入低迷困局。
打造公平線：獨立交易原則下國際稅收秩序的整合
為重構國際稅收秩序，應對政府收支失衡，BEPS行動計劃應運而生。應當確認，BEPS行動計劃為共同應對國際稅收挑戰提供了良好范式，但仍存在固守新自由主義思維的弊端，其從新自由主義完全市場競爭假設出發，勾畫了全球價值鏈中由“微笑曲線”谷底向兩端攀升的美好圖畫，并以此為基礎將價值轉移的流向限定在非獨立不等價交換形式下的一般國家流向避稅地及低稅地區，且力圖繼續通過獨立交易原則解決這一問題。現實之中，
勞動力因為地理、政治、語言和宗教等諸多原因無法自由跨國流動，資本跨境積聚推動壟斷叢生，跨國公司極度擴張導致關聯交易頻繁。獨立交易原則的應用不僅要面對獨立交易難尋的尷尬境地，更為主要的是，在外圍——中心框架下的全球價值鏈分工中，所謂獨立交易往往都同處“外圍”國家，在剩余價值以獨立不等價形式由外圍向中心的流向下，這些獨立交易顯然缺乏更堅實的正義基礎，例如，在類似蘋果公司與富士康公司的交易安排與利潤分配結果中，就可以看到這一現象。基于此，從既往國際稅收利益的分配格局和目前規則制定的走勢來看，BEPS行動計劃框架主要是危機應對機制，其將主要精力集中于打擊避稅地，尚不能調整不均等的國際稅收利益分配格局，也不能在根本上助力全球經濟走向均衡發展的道路。
再探失衡面：依附論視角下的世界經濟格局
從依附論的視角來看，在中心和外圍構成的國際經濟體系中，壟斷及不平等交換是核心特征，且二者互為因果、互助向強。資本的國際化流動和勞動的非國際化流動造成剩余價值分配的國際化，并且通過獨立不等價交換，使大量剩余價值以利潤轉移的形式從外圍流向中心。
綜上，現有國際經濟秩序中，剩余價值由一般國家流向避稅地和低稅地區與由外圍國家流向中心國家是并行的。前一流向下，跨國公司通過非獨立不等價交換實現剩余價值的轉移和納稅義務的規避，主要矛盾是跨國公司與對價值創造形成貢獻的政府之間的矛盾；后一流向下，剩余價值通過獨立不等價交換由外圍國家流向中心國家，導致外圍國家稅基受到侵蝕，主要矛盾是參與價值創造的外圍國家政府與未參與或極其有限地參與價值創造的中心國家政府之間的矛盾。顯然，后一種流向更為根本，更需要關注，也是更難調和的一對矛盾。
|
|
|
|
|
|
